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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西藏政治文化發展歷程與特征

發布日期: 2015-05-24    作者:吳萍   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14年2期   點擊率: 11

——兼議影響當代西藏政治文化發展的諸因素

原載于《西藏發展論壇》,2014年2期

 

摘要:西藏政治文化自元朝始歷經了歸附中央政權、承襲大一統趨向、向更高層次推進三個大的歷史時期,維護國家統一始終是西藏政治文化發展的最核心主線。西藏文化的三大突出特征表現為:西藏政治文化脫胎于其特定的神話信仰體系與宗教氛圍之中,一開始便具有與宗教密不可分的關系;西藏政治文化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分層現象,以上層統治者意愿為主,掌權者決定了西藏的政治發展方向;西藏政治文化具有很強的主觀改造性與客觀適應性并行的特質,在上層統治者的政治心理下很容易進入統一政治體系的發展軌道內。當下對西藏政治文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五大因素為:由歷史因素衍生的影響與市場條件下個人、群體的社會參與能力的影響;當代西藏政治文化中分層現象的影響;“東西夾縫”間的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價值選擇問題;國家主體政治文化與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不同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國家政權文化的影響。

 

政治文化研究于20世紀50年代伴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而興起。阿爾蒙德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首次使用“政治文化”一詞。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均對“政治文化”做了闡釋和說明。阿爾蒙德指出:“研究任何一個政治體系,不但需要了解這個政治體系在某個特定時期里的實際作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傾向。我們把這些傾向(政治體系的心理方面)稱作政治文化。它包括一國居民中當時所盛行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技能。”(阿爾蒙德等著.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隨后,他更進一步指出政治文化產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一個政治角色的行動”。(阿爾蒙德等著.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從這一詞語誕生之后,對其概念的定義與內涵的探討不盡其數,在此,作為必要的理論鋪墊,將我國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簡略做摘要如下:

1、政治文化是從一定思想文化環境和經濟社會制度中生長出來的、經過長期社會化過程而相對穩定地積淀于人們心理層面上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是政治系統及其運作層面的觀念依托。

2、所謂政治文化,就是一個國家中的階級、民族和其他社會團體,以及這個國家中的成員,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于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中形成的關于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傾向和政治價值取向的總和。

3、所謂政治文化就是指處于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下的權利義務主體對政治體系、整治活動過程、政治產品等各種政治現象以及自身在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的態度與傾向。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統一的政治文化,即整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每一個少數民族作為相對獨立和穩定的人群共同體,也形成和保持了自己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但是,每一個少數民族的政治文化并不是一種獨立于整體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更不是一種與之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而是整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中的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是既相一致又有差異的關系。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的政治文化就是少數民族對國家政治過程的主觀取向,是各個民族特有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毛澤東同志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藏族和西藏地方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受地理因素、政治因素及歷史環境等的影響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文化有形成、發展和主觀改造及客觀適應的發展脈絡。梳理與了解這一歷史脈絡及現實狀況,對于促進西藏的政治發展和政治穩定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西藏政治文化的發端、演變的歷史進程

本文文本所討論的西藏政治文化有一個大的前提與立場,即如前所述,中國有統一的政治文化,在探討各民族各地區的政治文化時,要將其代入整體政治文化中去考量。基于這個立場,本文將西藏政治文化的發端置于中國整體政治文化的發展中考慮,從政治關系與行政管理的角度,將西藏政治文化發端的時間上限設定為元朝時期。

(一)順應歷史潮流,元朝時期西藏政治文化呈現歸附中央政權的發端趨向

13世紀初,西藏地區在政治上長期的分裂割據局面仍在繼續。在社會生活中,佛教得到極大普及與發展,各教派為取得在西藏的支配地位和對西藏全境進行統治的權力而互相較力。同時,西藏地方的南、北、西三個方向都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壓力。因此,“西藏佛教各派和各地方勢力只能沿著唐代青藏高原的古道向東北方向發展,即先向西夏靠攏,隨后則同新興的蒙古勢力取得聯系。以薩迦為主的西藏各教派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經過權衡自覺地歸順了蒙古汗國”。1206年蒙古族完成統一蒙古各部的大業后便開始了對全國范圍內各政權的征服活動,發兵攻略金朝、西夏,尤其是對西夏的三次用兵對西藏地方造成了威懾。據陳慶英先生所著《元朝帝師八思巴》中所說,13世紀40年代西藏各主要教派都意識到與蒙古建立聯系這一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公元1240年闊端派部攻入西藏,控制了西藏各主要地區。闊端想利用與西藏宗教領袖聯絡的方法在西藏站穩腳跟,西藏各教派的領袖也想把佛教傳到蒙古王室中,爭取蒙古統治者對自己教派的支持。薩迦派順應這一歷史潮流走到了其他教派的前面。以1247年涼州會談為標志奠定了西藏地方直轄于中央的基礎。至此,西藏地方的政治文化開創了融入中國大一統政治文化范疇之內的發端,充分反應了西藏地方對自身所處歷史角色與歷史走向的把握,也反應了西藏地方對整個國家政治過程的主觀取向與選擇。

(二)承襲發端取向,明清時期西藏政治文化繼續沿著“大一統”方向發展

公元1368年,明朝代替元朝統治,西藏地方在短短幾年時間內也完成了與明朝建立政治隸屬關系的歷史進程。就西藏地方來說,其與明朝政治隸屬關系的確立是直接以元朝對西藏百余年的統治為基礎的,就明朝而言,是沿著元代已經奠定的基礎和模式向前發展。成書于1434年、由陳慶英先生翻譯的著名西藏歷史名著《漢藏史集》中對這一趨向做了較多的史料記載,大體上反映了明朝時期西藏地區的政治文化及政治心理。在其第一部分《內容介紹》中談到蒙古王統時,作者說明其主要介紹的內容是“大蒙古之王統,其中包括在吐蕃清查戶口、劃分萬戶、建立驛站之情形,……皇帝治下的行省及衙署,伯顏丞相和桑哥丞相的故事,烏斯藏各萬戶的戶口,支應驛站的方法等。”在其第四部分《瞻部洲之地域和民族類別 吐蕃歷史上的氏族》中提到:“……內部四族系是格襄漢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門巴人、悉補野吐蕃人四種。其中,漢人又分為兩系……蒙古人又分為兩系,……門巴人生出三支,……吐蕃人的族系又分為六支的說法是,最初,在瑪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為漢、吐蕃、蒙古。……”其第二十二部分《大蒙古之王統總述》中詳細介紹了行省的計算方法,并指出:“按照以上計算法,蒙古薛禪皇帝之時,其治下有十一個行省。……吐蕃三個卻喀不足一個行省,但由于是上師的住地和佛教教法興盛之區,所以也算作一個行省,總計十一個行省。”并詳細論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各級官職的設置。《漢藏史集》成書時間距離明朝建立時隔66年,明朝在這一甲子的時間內,通過詔諭藏族地方有影響力的人物而成功的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對藏區的統一大業。從1370年開始的招撫工作頗見成效,1373年,已經成為西藏地方政權領袖的帕竹政權第一次向明中央王朝朝貢,標志著明王朝與烏斯藏地方政治隸屬關系的初步確立。其后明朝推行了軍衛管理并由中央控制的軍政體制,涵蓋范圍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區、四川甘孜、阿壩地區、青海藏區、甘肅藏區、前藏、后藏以及阿里地區。明朝中央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強有力地促進了藏族地區繼續承襲自元朝以來自覺納入中國統一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的發端,也在制度建設上保障了西藏地區繼續在整體政治格局的變遷中不斷裂地保持與中央政權的政治聯系。因此,《漢藏史集》中對元朝中央政權施政措施的描述與認可,對中國當時各主要民族“親如一家”關系的認知,無不與此有關。

至清朝中央政府統治時期的270年中,影響西藏政治文化發展走向的因素持續增強。自公元1409年格魯派興起,歷經200多年與西藏各教派對西藏統治權的爭奪后,于1642年在拉薩建立起“甘丹頗章”政權。五世達賴喇嘛與清朝統治者為互尋利益與實現各自政治上的需求,遂有了五世達賴喇嘛入境朝見順治皇帝的重大歷史事件。而在此以前,西藏各派系業與新生的清朝政府有了密切來往。1653年清朝中央政府對五世達賴喇嘛的冊封作為一個歷史節點,標志著清朝對明朝中央王朝地位的繼承,同時表明清朝中央政府沿襲元明兩朝對西藏政策的一貫性。清朝中央政府從最早制定蒙古汗王與西藏地方宗教領袖共同執掌西藏政教事務的治藏策略到公元1721年噶倫制度的設立,公元1727年駐藏大臣制度的設立,標志著清朝中央政府對格魯派政教合一體制的扶植和對藏直接管理的加強。1727——1728年間爆發了眾噶倫之間為爭奪權力爆發的內亂,平息內亂后,清朝中央政府調整政策,尤為重要的一條是對藏族地區的行政建制進行了嚴格區分,將接近漢區的巴塘、理塘、康定等劃歸四川管轄,中甸、維西、德欽等藏區劃歸云南管轄,將后藏的拉孜、昂仁、彭措林等三宗劃歸班禪額爾德尼管轄,縮小了甘丹頗章的統轄地域。1724年時清朝中央政府就已經將青海藏區直接收歸管轄。至此明確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藏區范圍。這一大的行政區劃的調整是今日達賴集團所謂“大西藏”版圖不得以成立的一個重要依據。1747年——1750年間平息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后,清中央著手改革西藏內政,于1751年頒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條,正式建立噶廈制度,提高駐藏大臣地位,加強了駐藏大臣代表清朝中央政府監督西藏地方事務的權力。1788年和1791年廓爾喀人的兩次入侵西藏,暴露出西藏地方邊貿、邊防方面的漏洞、凸顯出西藏各項制度松弛、社會系統渙散無力的弊端,清中央亟待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在平息入侵后,于1793年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29條,對駐藏大臣的職責以及官吏應遵守的制度、邊界防御、對外交涉、財政貿易、活佛轉世等方面做了詳細規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清中央對西藏地方管理步入更高層次。以上,為清中央對西藏施政的大體歷史進程與施政措施的逐步改進與完善的過程這一政治過程毋庸置疑地對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產生重大影響,清朝時期西藏地方政治文化呈現出與這一政治過程相適應、相契合的顯著特點。七世達賴喇嘛一生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與中央政權之間表現出明顯的政治上的上下主屬關系。他在泰寧惠遠寺曾說:“自幼荷蒙圣祖皇帝洪慈,差遣將軍統兵送至藏內,安坐達賴喇嘛之床;復蒙皇上施恩,浩蕩無際”。“今恭聞訓旨,復受隆恩,惟有竭力衍教,敬祝圣躬萬年遐福。”返藏后,又說:“我雖未獲教證之功德,卻極受歷代文殊大皇帝洪恩之庇護,賜于要闡弘黃教和福庇西藏十三萬戶眾生之千斤諭旨,我將祈禱三寶,竭做利樂佛教眾生之事”。1830年為了整頓烏拉攤派頑疾而核定的《噶丹頗章所屬衛藏塔工絨等地區鐵虎年普查清冊》(《鐵虎清冊》)中,完整地記錄了除班禪所管轄區外的衛藏全部耕地分布和數額,也明確指出:所有土地最高所有者是大皇帝;達賴喇嘛是這些西藏土地受封管理者;無論是貴族顯要、大小寺院都是受恩使用者,因而必須按規定納糧支差。以上,為有清一代著名政教領袖其時的政治心理與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表態。

(三)應對新的歷史發展,清末與中華民國時期西藏政治文化在艱難曲折中向更高層次推進

    從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歷史,由于世界總體格局的變化、中國社會的急劇裂變、中國政治體系的性質巨變等在政治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世界史從公元1500年開啟,西歐世界開始了其向外探索與擴張的過程,至1840年西方世界的探須以堅船利炮的方式登上了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裂變,從一個自給自足、以已為天下的獨立國家被迫接受新的、不以己為中心的世界觀,被迫從一個經濟、主權獨立的社會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迫參與強勢勢力制定的世界游戲并被強迫遵守“落后就要挨打”的游戲規則。從1840年至1911年,中國原有政治體系開始逐漸崩裂,西方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撞擊中國人的神經,西方軍事勢力以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擊打中國人的身體,中國人在與之抗爭的過程中逐漸接受其某些合理內核,帝制崩潰,新的共和政體產生。中國社會卻仍然延續了以往“一統”的思想,與外來侵略斗爭,與內部分立斗爭,嶄新的、“自覺的”、新的人們共同體正在形成過程中。西藏地方在這些總體態勢影響下,其政治文化在艱難曲折中向更高層次推進,即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認同“五族共和”之理念,雖有過短暫徘徊,但始終站在了正確的立場態度上并作出了行動上的表率。可以說,西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占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地位,也為這一格局的形成和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國家認同建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后,能夠為西藏政治文化這一時期特征做例證的便是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后,與駐藏大臣代表清朝政府對英帝國主義的投降政策形成了尖銳對立。為申明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見,他于1898年向光緒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清朝政府幫助解決西藏的軍火與財政困難,以便準備抵抗英國的侵略。此后,十三世達賴喇嘛有出走印度、被英帝國主義者所掌握的經歷,并與班禪交惡,走向上了一段親英分離的錯誤道路。但最終還是回到了愛國主義的正確立場上來。1929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國民政府派遣入藏聯絡的劉曼卿表示:“吾所希求者,即中國真正和平統一。”“英人對我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 在1903年英帝國主義者第二次入侵西藏之際,九世班禪十分關注戰局的發展,主動向十三世達賴喇嘛提出由班禪拉章承擔四分之一的抗英軍費。1923年九世班禪出走祖國內地。自1925年到達蘭州起,在祖國內地居住和活動15年之久,為維護祖國統一、抗擊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貢獻。1929年2月成立班禪駐南京辦事處時發表宣言說:“征諸歷史與地理關系,西藏欲舍中國而謀自立,實不可能。反之,中國失去西藏,亦猶如車之失輔。故中藏關系,和則兩益,分則俱傷,此一定之道也。”闡述了西藏與內地唇齒相依的親密關系,表達了維護祖國統一的嚴正立場,抨擊了分離主義勢力的圖謀。1937年“七七事變”后,九世班禪發表《告西陲民眾書》,指出:“望我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在此非常時期,本國民愛國愛教之立場,萬不可聽信日本的反宣傳……而陷我中華民族于萬劫不復之苦海。”

當下,西藏政治文化迎合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框架,繼續沿著“統一”的趨勢發展。

以上,本文是基于大的政治立場與前提來討論西藏政治文化的最顯著特點 。西藏政治文化實則還有其細節的、微妙的、可供探討的特征。 

二、西藏政治文化發展進程中的突出特征

(一)西藏政治文化脫胎于其特定的神話信仰體系與宗教氛圍之中,一開始便具有與宗教密不可分的關系。

從新石器時代到松贊干布統一西藏前,西藏地區部落社會的狀況目前所知不多。但有觀點認為,在吐蕃王朝之前存在的象雄文明其勢力范圍曾經及于整個西藏地區,而發源于象雄的雍仲苯教,成為西藏地區各氏族融合成為藏民族的凝聚力。苯教起源于藏族先民生產力不發達狀態下對“異己”力量的敬畏、依賴和幻想性的認識。后來統一西藏各部的雅礱悉卜野部落的第一代贊普聶赤贊普在傳說中被認為是來自于天上,是天之子,被尊為部落聯盟的首領。自他開始,王的出現是西藏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大步,說明這時的吐蕃先民已經有了組織。“上丁二王”中的止貢贊普被殺后其大臣為其舉行長達一年之久的祭祀活動。這種對神的崇拜、王的崇拜以及對二者合二為一的宗教異己力量的崇拜的心理機制,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神話信仰與宗教文化對西藏地區政治文化的影響之深,也可從一個方面作為解釋其后政教合一政治體制為何能在西藏實現并扎根的文化心理基礎。其后從吐蕃王朝開始,藏傳佛教經歷了其艱難曲折但又輝煌的發展歷程,其與地域性封建集團相結合,形成眾多教派,成為新型的分散的割據勢力,直至實現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力合二為一的最高政權實施模式,對當代西藏政治文化的發展仍然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二)西藏政治文化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分層現象,以上層統治者意愿為主,掌權者決定了西藏的政治發展方向。

歷史往前追溯,從吐蕃王朝與唐王朝的政治聯系來看,無論是武力、和親,都是政權上層做出的決定。從吐蕃開始的農奴制到后來的封建農奴制制度,由于其制度的特殊性,造成了普通大眾無法參與政治生活,西藏地方政治走向由上層掌權人物決定的歷史事實。顯然這與當代西藏政治文化的發展模式是不相符不適應的。但在歷史上,這為西藏政治文化主動納入中國“大一統”國家建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藏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在今日也在當代中國國家建構中起著重要作用。

(三)西藏政治文化具有很強的主觀改造性與客觀適應性并行的特質,在上層統治者的政治心理作用下很容易進入統一政治體系的發展軌道內。

西藏政治文化具有很強的主觀改造性與客觀適應性并行的特質,這樣的事實在西藏歷史上比比皆是。以宗教為重要依托形式的西藏政治文化一直呈現出“入世”的積極態度,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深刻影響當今西藏地區的宗教狀況與社會政治發展。例如蒙古初盛,西藏政教首領們便適應局勢的發展,商議與蒙古的接觸以決定西藏的去向。派出的代表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分析時勢后,寫了一封勸西藏各地僧俗地方勢力接受條件、歸順蒙古的公開信,向西藏各僧俗首領曉以歸順蒙古的厲害和必要性,認為歸順蒙古是大勢所趨,勸說西藏各僧俗地方勢力要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元朝實現了對西藏的直接行政管轄后,薩迦派成為元朝在西藏推行各項行政統治措施的得力助手。明末清初,西藏局勢復雜,各派系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積極尋找外部合作者結成聯盟。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出身于蒙古王室即是一例。據資料記載,在四世達賴喇嘛以28歲壯齡圓寂后,西藏態勢更加復雜,藏巴汗與噶瑪噶舉派與漠北蒙古喀爾喀部的卻圖汗聯系,苯教勢力與康區白利土司聯合,從東、西、北三個方向上包圍格魯派,格魯派處境愈加艱難。在這種形勢下,四世班禪與五世達賴喇嘛尋求固始汗幫助,打破困境,使蒙古勢力在西藏得到發展,同時,格魯派班禪、達賴兩大系統的宗教地位和威望得到不斷提升。在清朝入關后,同樣地,固始汗、五世達賴喇嘛等統治階級覺察到清朝政治勢力的強大,西藏政治文化在上層統治者的政治心理作用下,又呈現出其主觀改造性與客觀適應性并行的特質,做出了積極響應。此后,清朝對達賴喇嘛的冊封,不僅確定了格魯派勢力至高無上的地位,也確定了清朝在西藏地方的主權關系,確保了西藏地方一直保持在整體政治體系中的歷史連續性。  

三、西藏政治文化在當下的主要影響因素與發展趨向探析

影響一個民族和地區政治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歷史因素、社會生活、生產方式和政治過程等。歷史因素最重要的影響作用就是各民族和地區形成自己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和政治制度,但在歷史上這些政治制度的共通點就是廣大人民在經濟上遭受剝削,在政治上只能服從而沒有任何權利,長期以往影響廣大勞動人民的認知,從而影響他們對政治體系的認識、情感和評價,在西藏也是如此。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影響作用就是歷史上,在生產力落后、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較弱的情況下,西藏廣大人民與內地、政治中心的聯系較少,其政治話語權完全被上層主導,所能獲取的政治資訊極為有限,對政治體系了解程度較低。生產方式最重要的影響作用就是受自然環境的限制和歷史因素的影響,西藏地方生產的商品化和社會化程度都很低,這種社會經濟狀況,限制了人們之間的聯系,也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這一情況在當今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也占有突出位置。政治過程最重要的影響作用就是中國“大一統”發展模式深刻影響了西藏政治格局的走向,至新中國成立,西藏地區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西藏人民獲得自己的政治權利。

在涉及了影響西藏地方政治文化形成的諸要素之后,討論現時代影響西藏政治文化發展的要素是更為要緊與急迫的事情。

(一)由歷史因素衍生的影響與市場條件下個人、群體社會參與能力對西藏政治文化的影響

從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平叛及民主改革逐步展開的過程是一個社會解放的過程。這一過程是在近代殖民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博弈過程中、在西藏人民抵抗外來入侵和內部壓迫的斗爭中得以產生。西藏地方在這一時期的“社會解放”最明顯的是從上層政治層面對社會結構進行了變革,打破了過去政教合一體制下普通民眾沒有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局面,使人從以宗教為基本形態的社會結構中掙脫出來。在新的社會制度下,普通民眾有了新的認同對象。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西藏也不例外地被卷入這場大浪潮中。在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社會生活等各方面,西藏處于“弱勢”地位。汪暉對這兩次大的社會變革是如此總結的:“如果社會主義國家改變西藏宗教社會的政教合一體制的過程是一個激進的世俗化過程的話,那么,市場化改革則是一個更為激進的世俗化過程。這兩個進程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在推進政教分離的過程中,不僅改造了西藏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而且也創造了一個對于西藏人而言準宗教的價值體系(政治與信仰之間的新的合一形態),……”筆者以為,這種新的合一形態體現在當時人們的心理狀態上就是對新的社會制度的認同,以及對不再桎梏自己的宗教力量而是對純宗教信仰的自然心理狀態。談到市場化改革的影響時,他繼續說到:“而后者恰恰相反,它以經濟和市場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更加世俗化的社會,伴隨著社會主義時期的價值體系的衰落和宗教政策的調整,這一世俗化過程恰好為宗教擴張提供了基礎”。無可置疑,兩次巨變都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并非由西藏自發參與的,但兩次巨變造成的社會分化的性質不同,若將前一次巨變的社會分化的基礎性形態(打碎階級,得到權利)及隨后的社會生活當做一成不變的事物,而對后一次巨變的社會分化(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的民族、地區間的新的階層分化,權利遺失)出現的新的社會局勢視而不見,只將其作為第一次巨變的延續顯然是不合理的,后一次社會分化帶有明顯的“回歸”色彩,即社會成員對社會政治進程、包括經濟發展進程的心理感受狀態經歷了“民族—宗教”→“打破階級—公民身份的獲得—快速發展”→“民族—宗教”的循環。也就是說,人們欣然從原來“民族—宗教”身份桎梏下走出,接受新的公民身份,接受新的制度安排,但逐漸在社會參與方面由于種種原因出現偏差,在心理機制上選擇了“回歸”,重新投入“民族—宗教”的身份與情境中尋找慰藉,2008年拉薩“3.14事件”可以說驗證了這一心理回歸機制。當然,“3.14事件”有其深刻的社會基礎,涉及到西藏地方與人群的社會適應能力與社會參與能力的問題,兩個能力的建設沒有找到合適的渠道得以妥善解決以致問題積壓和爆發,無論是個人方面還是做為政策倡行者的政府都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對個人來說,這兩個問題說到底都應歸結于心理因素,也就是對國家政治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認識程度、進入新的社會體系的參與方式、面對新的形勢(不利形勢)的應對措施等一系列問題的心理準備與思索。而“3.14事件”和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應該讓我們反思的是,政治、經濟與文化如何能夠達到高度良性互動?以何為途徑解決西藏社會,尤其是普通民眾應對社會參與(尤其是經濟參與能力與競爭能力)的心理規避現象?宗教與現代社會的適應性問題等問題是影響西藏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民眾政治參與的覆蓋面擴大,當代西藏政治文化發展中的分層現象對其自身的影響。

考察西藏政治文化發展的脈絡,筆者提出了一個看法,即西藏地方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基本上由政治上層人物主導了西藏的政治走向,廣大普通民眾由于制度的特殊性而對歷史缺少影響力。以1951年為節點往后看,這一時期的社會解放使得西藏的政治面貌發生根本性轉變,精密的社會組織將幾乎每一個人都納入到統一的政治體系中去。作為國家制度安排,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將國家的意志轉化為行動,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強的動員作用。而政黨制度的確立,使相當一部分人直接投身于國家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為的決策、執行的各具體環節。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在第一次社會巨變的激勵下,似乎整個西藏社會上下融為一體,這一時期政治文化的分層現象并不明顯。第二次社會巨變帶給西藏政治文化的沖擊在于新的分層現象的出現。當然,這一分層不同于封建農奴制時代的分層,不再是由于政治權力上的等級歧視帶來的分層,而是與整個社會發展出現的斷層現象相聯系,西藏內部由于交通、地域、城鄉、受教育程度、進入政治體系程度的差異而帶來了政治文化上的分層現象。對于分出的各個層級來看,不存在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但由于這些差異而帶來的與政治體系的對話渠道、對政治的感受力、對政治體系的輸出輸入取向、對政策的影響力等,都不可同日而語。而占據話語權的優勢層次對弱勢層級的影響力、優勢層級中觀念是否還有分歧、優勢層次是否能代表弱勢層級的意愿、弱勢層次如何表達自己意愿、各層次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等都是亟待考察的問題。

西藏政治文化的分層從人員構成上來看,主要有這么幾部分:一、黨政官員與干部;二、學界與文藝界人士;三、經濟界人士;(此三種為最優勢層級)四、城市青年(普遍受過高等教育,進入政治系統或從事自由職業,但有例外);五、進城務工的鄉村青年(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社會參與能力與競爭能力較弱,但也有例外);六、邊遠地區普通群眾;七、正在校接受國民教育的學生八、寺廟僧尼。九、內地進藏人員、援藏干部。

政治文化一般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兩個層次構成,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層和感性部分,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深層和理性部分。政治權力執掌者與優勢政治層次的政治心理,既與社會成員的政治心理有密切聯系,又是這些政治心理的曲折反映。因此在這里,我們要注意三個最優層次的政治心理對社會成員的影響。普通社會成員主要通過生活實踐來獲得政治感知,這是一種微妙的、不穩定的心理狀態,極易因為對某件事情的不良感知而影響其政治心理。最優層級在當代西藏政治文化發展中應處于引導地位,尤為重要的是最優層次應當發展出理性的政治思想,以實現其對政治現實的正確價值判斷,從而支撐其政治行為,確立起政治文化的引導地位。分析西藏各層級人們的政治心理抑或政治思想,以及如何將正確政治心理和思想轉化為正確政治行為(尤其是政治參與)的機制,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總之,當代西藏地方政治分化的分層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們對政治體系的價值判斷趨向復雜化態勢,但同時應該看到,國家主體政治文化建設以及國家各項政策的實施,使得各層級政治文化之間有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存在。

(三)“東西夾縫”間的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價值選擇問題

政治文化說到底是政治性的。隱性的政治文化對顯性的政治行為有著極大的影響作用。不管從大的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還是各亞政治文化來說,都有其價值選擇的問題。政治文化不是靜態的、一成不變的、凝固的,而是一個動態發展的事物。在政治文化的發展中,有一些最本質的東西是不變的,這些可作為政治文化的傳統延續下來。有一些內容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了更積極的含義在里面。“中國傳統文化,主體是以封建社會中長期形成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從一個中心元點(君主)出發的單向輻射型政治意識形態,天、君、國、家合為一體的政治認知,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之上的政治評價模式,喪失主體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等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傳承下來最重要的內涵,可能就是披著對君主、朝代等忠誠的外衣而實則維護“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也好、文化共同體也好的“國家”的統一與疆域的歷史的聯結,這應該是其核心所在。縱觀中國整體政治文化的發展演變,經歷了從人治到法治、從皇權到公民權、從被動依附到主動參與的過程,這應該是順應發展趨勢而加入的積極的東西。總之,價值選擇是政治文化最根本也最長久的意義所在。

當代西藏政治文化處在一個有趣的夾縫之間,它不僅有對現在所處的客觀政治體系的認知,同時,由于其近代特殊的發展歷程與國際因素的影響,它還應對整個國際政治體系有所認知和體察。目前圍繞著西藏的所有討論,不外乎是在“承認的政治”下對西藏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施政進行各種苛責,但是主權原則問題不容討論,這應該是一個明確的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國際政治輿論的風向按照其利益所需、戰略所需對西藏采取不同的吹向與強弱度的變化,但政治文化卻不可以如此隨波逐流,對各種政治體系應該有理性判斷,在此基礎上作出最核心的價值選擇。

(四)國家主體政治文化與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不同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影響

政治文化通過政治社會化過程得以傳習。政治社會化是人們在特定的政治關系中,通過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活動,逐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形成和改變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動過程。政治社會化是社會生活和政治權力通過特定的方式和途徑養成社會成員權威人格和權利人格,從而形成思想文化的政治認同和道德權利的途徑。作為一個政治體系核心要件的國家主體政治文化,其社會化的過程主要是通過國家輿論宣傳,從上而下地傳達給社會成員。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社會成員與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的“隔閡”(例如社會成員對國家政治的冷漠心理,或由于地處邊遠沒有渠道獲知政治造成隔閡),使得這個過程容易流于形式,但在國家宣傳工具的作用下,也能夠達到其社會動員的目的。而作為地方政治文化,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社會成員的接受能力都相應較強。地方政治文化的主要社會化過程通過家庭影響、地方文化氛圍影響,更容易讓社會成員在其幼年時期便開始接受。政治文化是一把雙刃劍,有其利弊。若其不利因素在社會成員中通過一種相對于國家主體政治文化的傳播途徑更加顯得“親密”的途徑加以傳播與影響,對國家主體政治文化建設將會產生負面影響,對社會成員建立自己的價值判斷會增加時間的跨度與心理轉化的難度。當然,若是其有利一面能夠充分在社會化過程中展現出來,將會對國家主體政治文化建設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五)國家政權文化對西藏地方政治文化的影響

國家政權文化,說到底應該是某一國家的執政者在執政過程中通過其執政理念、執政行為呈現出來的對社會成員產生心理影響作用的部分。對中國來說,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執政行為可作為中國政權文化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也可以看到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其執政行為基本沒有偏離這個軌道。但在黨內出現的諸如貪污腐敗以及政府施政過程中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不公正、不透明的作為,也讓民眾對政治體系的輸入產生冷漠與不信任心理。政治輸入是對政治體系的各種支持和要求,這應該是一個國家實現其內部良性政治互動的最佳渠道。這一渠道若是封閉,則政無所出、政無所依,政無可信,以致上下皆閉目塞聽。古人尚且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我們不能想象一個沒有有效政治溝通的社會的發展前景。因此,加強黨自身建設,尤其是思想建設,純潔宗旨信仰,腳踏實地辦事,這看似“假大空”的話卻是改善今日黨群、干群關系的最有效良藥。

未來可以預見的是,西藏政治文化會沿著其歷史傳統,沿著國家主體政治文化建構的方向前進。西藏政治文化也將經歷其努力融合歷史傳統與現實國家政治要求、努力彌縫其自身特性(無論是歷史遺留的還是現實塑成的)與現代社會、現代政治發展要求的間隙這一艱難曲折的過程。 

載于《西藏發展論壇》,2014年2期

(網絡編輯:旦增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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