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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選擇

發布日期: 2015-07-14    作者:王娜   來源: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   點擊率: 93

[關鍵詞]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選擇

[摘  要]“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剩,農民就業不足。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既有同全國一樣的急迫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和農業生產總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比重的下降,西藏需要轉移的農牧區剩余勞動力不斷增加,龐大的農牧業人口與有限的農牧業資源形成尖銳矛盾,成為“三農”問題的癥結。

The Routes of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Tibet

Wang Na

(Party School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 surplus labor force, transfer, Routing

Abstract:The crux of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s agricultural surplus population, farming herdsman underemployment.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Tibet has both with the same urgency, but also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y.With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proportion of the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in GDP decline, the surplus labor force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needs to transfer is increasing in Tibet, the hug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limited agricultural resources form a sharp contradiction, become to the crucial point of the problem.

農牧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重要經濟學特征是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這之后再增加的農牧業勞動力即為農牧區剩余勞動力。[1]傳統農牧業剩余勞動力較多,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牧業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牧民收入將始終處于停滯狀態,只有真正解決了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轉移問題,才能避免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和其他社會問題。

一、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及其轉移現狀

劉易斯(1954)首先提出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 [2]被學術界廣泛認可;郭熙保等人(1995)提出“地-勞比率變動”說,即: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3]是從人地關系的角度出發進行界定的。

據2010年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西藏總人口已達300.22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32.16萬人,占總人口比重77.33%。[4]2010年底,西藏農村勞動力121.94萬人,農業勞動力91.55萬人,占75.08%;全區實有耕地面積22.95萬公頃,人均1.48畝,且絕大多數耕地為旱地,海拔高,產量低。農村勞動力按行業劃分,農林牧漁業勞動力的比重過高,農牧區勞動力向其他產業轉移速度緩慢,人均耕地面積會不斷下降。農牧區主要以農牧業為基礎,而全區第一產業的增加值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逐年降低,但大多數農牧民卻滯留在第一產業,農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比重自1978年的98.50%下降至2010年的75.08%,但與第一產業產值相比,占用了過多的勞動力,表明農牧業剩余勞動力不斷增加,勞動力轉移面臨很大壓力,見表1 。 

表1:                              西藏農村勞動力構成                   單位:萬人、%

年份

農村勞動力

農業勞動力

農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

1978

1985

1990

2000

2008

2009

2010

80.86

87.83

90.85

100.83

115.07

119.36

121.94

79.65

85.02

86.01

90.12

88.28

91.19

91.55

98.50

96.80

94.67

89.38

76.72

76.40

75.08

數據來源:根據2011年《西藏統計年鑒》整理得。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存在和人均資源的相對不足,必然促使勞動力外出流動以緩解農村較為緊張的人地關系。近年來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較大水平的提高,農牧民向城鎮轉移是很活躍的,日喀則地區的很多農牧民在阿里、那曲等地區的牧區從事建筑、揉皮等工作,在安多等地方經營甜茶館等;城郊農民進城務工也屢見不鮮。據西藏自治區第二次農業普查,2006年末,西藏農村勞動力資源139萬人,其中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離開戶籍所在地鄉鎮以外從業6個月以上的勞動力)14.03萬人,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的10.09%;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在鄉外縣內從業的勞動力占28.3%,在縣外地(市)內從業的勞動力占45.0%,在地(市)外自治區內從業的勞動力占26.2%,在區外從業的勞動力占0.5%;其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占4.0%,從事第二產業的占41.4%,從事第三產業的占54.6%。[5]

二、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要性

農牧區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擠占有限的土地資源,是導致農牧民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關于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和配置,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不斷降低,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將增加,亦即勞動力會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因為“制造業的收益比農業多得多,而商業的收益又比制造業多得多”[6],正所謂“人往高處走”,不同產業間的收入差異,必然會導致勞動力從低收入產業向高收入產業流動。

(一)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利于經濟結構的協調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過60年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一產業產值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緩慢增長,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持續上升,發展勢頭強勁。產業結構由1978年的“一、二、三”演變為目前“三、二、一”的格局,如圖1。

圖1.西藏1978~2010年三次產業產值構成

數據來源:根據2011年《西藏統計年鑒》整理得。

圖2.西藏1978~2010年三次產業就業結構

數據來源:同圖1。

通過對西藏三次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在產值結構上,西藏似乎已經進入到工業化社會后期,而就業結構遠落后于產值結構,可以說,就業結構比產值結構更真實地反映了西藏經濟社會的現實情況。西藏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脫節,產業結構的變動具有明顯的超前性和跳躍性,究其原因,在于西藏事實上存在一個“非典型的雙重二元結構”,即非典型二元經濟結構和非典型二元社會結構,孫勇先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便提出這一理論框架,并作出精辟闡述:我們認為西藏的經濟社會自60年代以來已經在總體上構建出極有特色的二元結構,既具有社會運行機制的二元性,又具有經濟結構的二元性,這一特殊狀況可謂雙重二元結構。但與全國及西部省區相比,西藏的雙重二元結構的二元性又顯然都是非典型的。[7]這就構成了西藏發展與改革的現實基礎,這種制約和影響將較為久遠和沉重,將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和制約西藏經濟的發展和走向。

(二)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利于農牧民收入增加

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使農戶收入來源多元化,現金收入逐年增加。農牧民收入來源可分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如圖3,農牧民家庭經營收入所占的比重雖然還很大,但是勞動者報酬收入(工資性收入)已經非常重要。1990~2010年,家庭經營性收入從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93.1%下降到63.1%,下降了30個百分點;而工資性收入從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0.2%提高到21.5%,提高了21.3個百分點。 [8]農牧民收入出現工薪化的趨勢,表明有大量的農牧區勞動力已經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三產業,或者正在從事階段性的勞務輸出,在非農業領域獲得了現金收入。因此,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拓寬農牧民收入的增長空間,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圖3.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按收入來源分類

數據來源:同圖1。

(三)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農牧業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

農牧區剩余勞動力從農牧區轉移到城鎮、從偏遠落后地區轉移到較發達地區、從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轉移到生態環境良好地區,其轉移的過程將加快西藏城鎮化和生態化的步伐。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按收入性質可劃分為第一產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第三產業收入和非生產性收入。從圖4可以看出:1990年,第一產業收入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79.6%,非農產業收入只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20.4%;2010年,第一產業收入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51.4%,非農產業收入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48.6%。[9]1990~2010年,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部分得益于農牧區剩余勞動力從農牧業中解脫出來,從事非農產業而獲得,非農收入占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提高了28.2個百分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對農牧業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具有較強的優化作用。

圖4.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按收入性質分類

數據來源:同圖1。

三、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與原因分析

人口流動不是簡單的地理位置的變化,現實環境對其有廣泛的影響,勞動力遷移和人口流動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緊密相聯,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方面的差異對于經濟交流、勞動力流動遷移、社會往來等均有影響。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既有地理環境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以及勞動力自身的原因,這些因素錯綜復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一)經濟結構限制對勞動力的拉動力度

二元結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與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落后生產方式并存的現象。我國西部地區正處于這樣的二元結構之中。然而,西藏還不能歸入此列,西藏的產業結構是以傳統農牧業為主體的一元結構,優勢不明顯,劣勢卻相當普遍,所以,西藏產業結構還不是二元結構,至少不是典型的二元結構。西藏的經濟結構卻是非典型二元結構,在很多“嵌入型”現代產業部門中,傳統農業部門和“嵌入型”現代工業部門經濟聯系的“絕緣度”很高,產業關聯度很低,限制了城市工業部門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拉動力度。圖1和圖2中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是不相對稱的,大量的勞動力仍在第一產業內就業。

(二)就業技能較差限制勞動力轉移規模

目前,外出就業的農牧區剩余勞動力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沒有專門技能,不適應城鎮經濟發展和加工制造業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難以找到適宜的工作,更難以向新興產業轉移,也無法勝任技術性工種。雖然大部分農牧區勞動力有參與非農產業的強烈愿望,希望通過各種工程、項目增加收入,但由于勞動技能較差,在參與工程建設中頂多充當勞動密集型的角色,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無形中限制了對技能掌握程度不高的西藏農村勞動力參與其中。由于缺乏技能與專長,許多農村勞動力對從事非農勞動、對外出謀生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也沒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實現轉移,需要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訓來克服文化、年齡以及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和制約。

(三)城鎮化水平低阻礙勞動力轉移速度

馬克思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可以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10]也就是說,只有在城鎮,才會產生復雜的分工和交換,產業才可能多向發展,而農村的生產活動是自給自足的,分工是簡單的,產業只能單調發展。工業化是加快經濟發展和提高城鎮化水平的主導力量,工業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工業化、城鎮化的良性互動。而目前西藏工業化水平還很低,產業結構不合理,低水平的加工工業增長較快,而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產業發展不足;產業集中度低,企業組織規模小而分散,難以達到規模效益;工業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科技進步相對緩慢,高新技術產品少、創新能力不強。工業化水平低阻礙了工業化、城鎮化的互動發展。相對發達的產業和相對充足的就業是城鎮化的基礎,農牧民進入城鎮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能夠就業、在城鎮有穩定的收入。西藏因地域廣闊、人口稀少、分布稀疏且不平衡、工業化水平低,導致城鎮化水平低,市場狹小分散,進而難以集中生產要素而對勞動力流動產生不利影響。

四、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選擇

從本質上說,農業勞動力轉移是社會總勞動力在三大產業間的重新配置,發生這種變化的基礎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所處的現實環境和制約因素決定了其轉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從實際出發,以經濟結構調整為重點、產業建設為支撐、加強農牧民職業技能培訓為根本,加大政策和資金支持力度,通過西藏適度工業化、城鎮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途徑才能促進農牧區剩余勞動力的穩定有序轉移。

(一)推進農業產業化與農業結構調整 

農牧業是西藏的基礎產業,這與占總人口80%以上的農牧民的衣食住行密不可分,而作為西藏基礎產業的傳統農牧業卻非常脆弱,其原因并不在農牧業本身,而在于惡劣的自然條件,農牧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還處在極低的水平上。“提升一產”必須從科技入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依靠農業科技進步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牧民人口數量大,要把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部分盡可能地穩定在農業內部,就必須充分挖掘農業資源內部潛力,以市場為導向,加速推進農業產業化建設,圍繞農村資源的綜合開發,實施優質小麥、油菜、青稞、蔬菜基地、特色農牧業開發、種養業良種工程等,提高農牧業綜合生產能力,培育和形成特色優勢主導產業并帶動區域經濟布局,通過龍頭企業規模化、專業化生產,產供銷一體化的農業經營和組織模式,打造西藏高原特色農產品基地,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二)加快鄉鎮企業發展,帶動勞動力“就地轉移”

就西藏實際情況而言,“就地轉移”即“離土不離鄉”的轉移策略是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鄉鎮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對從業人員的文化水平和技能要求不高,且就業地點就在家門口,無需長期背井離鄉,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諸多方便,因此是勞動力就地轉移的重要出路。由于我區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借鑒內地鄉鎮企業發展的成功經驗,把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轉向鄉鎮企業。[11]鄉鎮企業的發展,尤其是農畜產品加工、服務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更多更廣泛地吸納大批勞動力就業,同時,由于產業間的關聯,能有力地帶動原料基地建設,間接帶動大批勞動力從事農產品原料的種植和養殖,提高農畜產品附加值增加農牧民收入,是發展高原特色農產品基地的基礎。鄉鎮企業也是小城鎮的基礎,帶動小城鎮二、三產業的集中,并對就業產生積極的連帶效應。 

(三)著力加強農牧民職業技能培訓

加強農牧民職業技能培訓,是促進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保障。當前勞動力供給與市場需求極不對稱,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正在由單純的體力型向技能型和綜合型轉變,而我區農牧民勞動力中大中專文化程度的很少,大部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而且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術培訓,因此,必須下大力氣,把培訓作為引導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重要環節,對外出務工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重點突出三方面內容:首先要增加對農村教育的投資,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提高農村勞力的基本文化素質;二是職業技能培訓。針對性地制定農牧民就業培訓政策,區分不同行業、不同工種、不同崗位,對外出就業的農牧區勞動力進行基本技能和技術操作規程的培訓;三是政策、法律法規知識培訓。幫助外出就業的農牧區剩余勞動力及時了解有關務工經商、投資創業以及回鄉創業等方面的政策和規定,熟悉相關法律法規,增強遵紀守法意識,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四)第三產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

實施城鎮化戰略必須著眼于農業產業布局和結構調整,以農業為基礎大力發展農村非農產業,通過農村的工業化形成和培育城鎮化的基礎,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建設一批投資小、見效快、無污染、資源可再生、并能容納大量勞動力的新型產業,以達到既發展經濟,又啟動市場、擴大就業的目的。在第一產業相對落后,第二產業還很薄弱的情況下,均衡發展之路將十分漫長,通過計劃的扶持、誘導和組織,傾斜發展第三產業有望獲得跨越發展。鼓勵農牧民進城務工,引導和組織農牧民開展多種經營,開展旅游服務,發展鄉村旅游等,培育勞務經濟。西藏具備世界級旅游資源,具備打造世界級旅游目的地的條件,擁有寶貴的旅游資源,現在主要是在軟件上下功夫,提升品位,搞好旅游景區開發價值普查和信息平臺建設,改善旅游設施和目前薄弱的旅游接待能力,同時,要跟上導游咨詢服務,培訓當地百姓參與到藏家樂、牦牛馱運隊、向導、司機等服務性行業中來,讓更多的農牧區剩余勞動力參與到鄉村旅游行業中去。

農業中出現剩余勞動力并向非農產業轉移,從根本上來說,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的變化在勞動力就業領域中作用的結果。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否實現轉移,直接決定于社會經濟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從而是否要求勞動力就業結構到達一個相應的高度。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在一、二、三產業中的分布將呈現出由正三角形向桶形,再向倒三角形結構變化。這一普遍的規律說明,要實現減少農業勞動力、將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中就業的目標,就必須努力促進整體經濟水平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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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威廉·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89. 

[3]郭熙保.農業發展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4]西藏自治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編.2010年西藏自治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M].2011年8月.

[5]西藏自治區第二次農業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西藏自治區統計局,國家統計局西藏調查總隊.西藏自治區第二次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EB/OL].2008年12月30日.http://wenku.baidu.com/view/621f286f1eb91a37f1115c65.html

[6]陳秀山,張可云.區域經濟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7]孫勇.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下的發展改革[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

[8] [9]西藏自治區統計局,國家統計局西藏調查總隊編.西藏統計年鑒(2011)[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10]俞允貴,文德明,金巴楊培.西藏產業論[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11]多慶.淺析我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J].西藏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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