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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與西藏法制建設

發布日期: 2019-03-26    作者:韓德輝 王玉杰   來源: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   點擊率: 0

西藏民主改革以來的60年,是人民當家作主的60年,是經濟快速發展的60年,是社會不斷進步的60年。這一切社會變革的成果與西藏的法制建設密不可分,制度的變革為社會變革提供了保障,社會變革為法制變革創造了條件。

一、舊西藏的法制狀況

自元朝中央政府正式對西藏行使管轄權以來,西藏呈現出中央立法與地方法律并存的狀態。中央立法維護地方政府統治,地方立法也融入了中央的意志,但總體來說,西藏的法律維護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中央政府在立法上除了堅持西藏的主權歸屬和中央集權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西藏的歷史、風俗和民族的特殊性,給予其一定的自主權。特別是在清政府時期采取了“從其教,不移其俗”的方針,同時確立了“蕃依蕃例”的法律適用規則。清政府針對西藏共制定了6部單行法規,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藏內善后章程》。該章程從活佛轉世制度、駐藏大臣職權、財稅制度、地方軍隊組建及運行制度等諸多層面進行了規定。這體現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領域不斷擴大,對西藏的管轄越來越深入。清末以后至民主改革前,由于中央政府內憂外患、戰亂不斷,在對西藏的管轄和治理上沒有更多的成就。

西藏納入中央管轄以來,地方政府制定了第一部封建農奴制法典《十五法典》,為西藏農奴制制度之濫觴。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維護其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這一時期的法典,首先,將人分為三等九級,公開維護不平等制度,低等的人毫無人格和權利可言;其次,設置嚴酷的刑罰維護黑暗統治,肉刑、死刑極為普遍,挖眼、割鼻、剁手等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殘酷、野蠻、落后的農奴主的統治下,農奴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再次,通過法律的形式維護宗教團體的特權,把特權法律化;最后,法外有法,奴隸主的一句話就可以成為濫用私刑的依據。

舊西藏的司法機關是維護三大領主利益的機構,是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是罪惡法律的運行機器。其在建制上混亂不堪,除地方政府設置的法院外,三大領主可以在自己勢力范圍內隨意設置。寺院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僧人犯罪由寺院審理,地方政府不得干涉。職能上,司法與行政合一,政府機關同時又是審判機關,都有審判職能。

總之,舊西藏的立法及司法是“人吃人”制度的合法外衣,是維護其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工具。

二、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的法制狀況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臨時憲法的形式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在全國普遍推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即1954年《憲法》對民族區域自治作了詳盡的規定。至此,民族區域自治正式納入新中國憲法體系中,成為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這也為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制度淵源和法律保障。

(一)民主改革前夕的西藏法制建設

在西藏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的這段時間內呈現出兩種政權并存,兩種法律制度并存的狀況。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粉碎了帝國主義的分裂圖謀,同時也體現了對西藏社會狀況的充分尊重,這也是西藏法制建設史上劃時代的豐碑。此外,《國務院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的通過,為籌委會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據,為西藏未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邁出關鍵步伐。這一時期的法律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即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前提下考慮西藏特殊性,采取慎重穩進的工作方針。1959年4月,《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為民主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該決議規定了在西藏要堅決實現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逐步建立各級自治機構及逐步進行民主改革等諸多方面的內容。

(二)民主改革過程中的西藏法制建設

1959年6月,《關于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對民主改革的步驟和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正式拉開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序幕。自此,西藏徹底摧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和發展了西藏的社會生產力,廢除了一切封建特權,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實行政教分離,規定宗教不得干預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人民群眾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這也為西藏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創造了重要條件。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開幕。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機關及其領導人,一大批翻身農奴擔任了自治區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職務。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標志著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西藏成功地走上了與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平等發展、共同繁榮進步的光明大道。

(三)西藏法制建設的完善及快速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始終把西藏的穩定和發展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西藏的法制建設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指導下取得了快速發展。1984年5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在2001年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修正案中,民族區域自治被確定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2005年頒布了《國務院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若干規定》,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設計使我國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有法可依,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也進入了新階段。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也積極行使《憲法》賦予的立法權,先后制定了3個變通規定,即《西藏自治區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變通條例》《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的若干變通辦法》《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變通規定》。此外,結合自治區社會經濟發展實際,制定了實施細則、實施辦法、決定、決議200余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深切關懷西藏各族人民。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重要論述,為進一步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5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做好西藏工作的“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如今,西藏法律制度更加完備,法治西藏建設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

三、民主改革以來西藏法制建設的具體實踐

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的法制逐步完善發展,為西藏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西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權

《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的政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在西藏,各民族人民依法直接選舉縣區、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些代表又選舉出席全國和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據統計,全區四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占94%以上。其中,自治區人大代表中,藏族占70%以上。為了讓門巴、珞巴、納西等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更好地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自治區政府依照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先后批準建立了門巴、珞巴、納西等9個民族鄉。這些少數民族在全國人大及西藏各級人大中均有自己的代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貫徹實施,從制度和組織上保障了西藏人民的政治權利。人大代表積極以主人翁姿態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積極提高參政議政能力,以藏族人大代表為主體的人大代表隊伍、以藏族干部為主體的西藏干部隊伍,集中體現了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特點。此外,西藏地方自治機關充分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治權。據統計,自民主改革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共制定了200多件地方性法規和單行條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

(二)西藏人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近年來,自治區黨委、政府把實現長足發展和長治久安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把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重點,自主安排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確保了西藏現代化建設的快速健康發展,確保了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根據西藏的特點和需要,盡一切努力幫助西藏加快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西藏各族群眾是直接受益者。考慮到西藏的客觀歷史條件、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差以及高海拔的自然條件,長期以來,國家在財政、金融、稅收和物資、技術、人才等方面給予了特殊的支持和幫助。如在稅收方面,西藏一直執行比全國低3個百分點的稅收優惠政策,并且對農牧民一直免收各種稅費。此外,還對農牧民實行免費醫療、農牧民子女上學實行“三包”政策,等等。

(三)西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發展

西藏自治區充分行使《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的自主管理和發展本地區文化事業的自治權,依法保障西藏人民繼承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自由。藏語文得到廣泛的學習、使用和發展,明確規定在西藏自治區,藏、漢語文并重,以藏語文為主,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民族語言文字的工作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全面推行以藏語文授課為主的雙語教學。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政府的文件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司法方面,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都使用藏語文。西藏自治區的廣播、電視臺專門開設有藏語頻道。近年來,全區每年出版藏文圖書100種以上。藏文編碼已通過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使藏文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國際標準的少數民族文字。優秀的傳統文化得到繼承、保護和發展。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文物保護法規,修復開放了1400多座寺廟,及時修繕和保護了大批文物。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得到尊重和保護,他們在保持本民族服飾、飲食、住房的傳統風格和方式的同時,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體現現代文明、健康生活的新的習俗。

民主改革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西藏正以嶄新的姿態和全新的面貌闊步向前。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相信未來的西藏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自治區黨委、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一定能夠實現法治西藏建設的宏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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