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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認識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發布日期: 2015-05-24    作者:萬金鵬   來源: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   點擊率: 13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 西藏和平解放 鄧小平

[摘要]西藏和平解放是毛澤東思想在西藏正確運用的輝煌一頁。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指導西藏工作,必須科學認識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毛澤東思想起到了運籌帷幄、引領全局的作用,毛澤東個人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領袖角色。但是,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殫精竭慮、不懈求索,堅持、發展和充實了毛澤東思想,對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貢獻。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正因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嚴謹、偉大,使得它指引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光輝成就。在毛澤東思想成功解決西藏問題的偉大進程中,西藏和平解放問題是毛澤東思想在西藏正確運用的輝煌一頁。無論是制定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針和政策、還是處理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毛澤東思想都發揮出無可比擬的作用和地位。在這一光輝實踐中,毛澤東思想堅持、豐富和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統一戰線的理論,也使自身得到進一步完善。毛澤東思想在處理西藏和平解放問題上不斷深化形成的方針政策,仍然具有現實和深遠的意義,在西藏和平解放63年后的今天,仍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西藏偉大事業不斷向前跨越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源泉。

一、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指導西藏工作,必須科學認識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對于我們進一步將黨在西藏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科學認識和把握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避免一種理論上的偏向:將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混為一談。毛澤東思想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中國革命的實踐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當然,毛澤東個人在總結集體智慧并加以理論概括方面確實作了最為突出的貢獻,所以這一理論成果才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毛澤東思想一樣起到了運籌帷幄、引領全局的作用,毛澤東個人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領袖角色。

(一)毛澤東思想體現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全過程

1949年8月6日,蘭州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就提前考慮到了解放西藏的問題,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同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進一步明確了解放西藏的任務。后來考慮到西北進藏交通不便、氣候惡劣、補給困難,中央則改由西南局承擔解放西藏的主要責任。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前往蘇聯訪問,急劇變化的國際局勢使他更加感到了解放西藏的迫切性,便在蘇聯向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的鄧小平發出進軍西藏的指示。面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表現出的堅定信念和強大攻勢,西藏上層集團一片混亂,他們提出與中央進行談判,拖延時間,以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毛澤東同志指示人民解放軍做好進軍西藏準備的同時,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判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問題。由于西藏上層宗教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和平談判的愿望未能實現。同年8月18日,毛澤東同志對昌都戰役作出了部署,并對西南局作出了具體指示。10月11日,毛澤東同志再次敬告西藏地方政府應速來京談判。“現人民解放軍已向昌都前進,數日內可能占領昌都。如西藏愿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戰役勝利結束。迫于形勢,西藏地方政府派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經過20多天的友好協商,雙方于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為《十七條協議》)。西藏和平解放這一偉大歷史事件從可能變為現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情況下,能夠成功地實現和平解放西藏的大業,毛澤東思想居功至偉。在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從意圖解決西藏問題、到指示西南局承擔解放西藏的歷史使命、再到昌都戰役和戰后和談,都集中鮮明地表現出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完整科學地體現出執行、發展毛澤東思想中的政治、軍事、政策和策略的各個方面,西藏和平解放的過程就是毛澤東思想在解決西藏問題上大放光彩、不斷發展的過程。

(二)毛澤東思想貫穿于“十七條協議”的始終

毛澤東思想貫穿于“十七條協議”的始終,集中體現在《協議》的前言和具體規定中。在前言中,“為了順利地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保衛國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獲得解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與國內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樣的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說明,充分證明了《協議》制定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完成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的理論體系在實踐中的歷史使命—“緊緊依靠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在具體規定中指出,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這說明,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要從西藏民族、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體現出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的精髓。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這就指出了西藏的舊制度不是永遠不改革,而是暫時不改,中央不加強迫。這說明西藏的社會發展方向必須符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方向,必須與代表毛澤東思想主體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保持一致,必須推翻已經腐朽沒落的封建農奴制度。

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著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的探索和實踐,毛澤東思想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極其突出,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殫精竭慮、不懈求索,堅持、發展和充實了毛澤東思想,對西藏和平解放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作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略決策和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發布后,用什么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成了眾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首先關心的問題。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同志在黨內最早指出:“軍事與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從歷史上看,“對藏多次用兵未解決問題,而解決者,亦多靠政治。政治問題極為重要。”鄧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實際上已包涵了“西藏問題政治解決、和平解決”的思想。這與中央提出的“我軍進軍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與達賴集團進行談判,使達賴留在西藏并與我和解”的方針是一致的,并且發展了中央的看法。昌都解放后,十八軍部隊不但沒有前進,有的還后撤甘孜、玉樹一帶。這就說明,和平解放西藏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和不斷堅持的指導方針,既是對我們黨在西藏工作方略的豐富,更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二)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具體的理論和文本基礎

1.首先提出《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八條意見)

具體說來,如何實現西藏的和平解放?應提出怎樣的和談方針、政策?1950年2月28日成立的十八軍政策研究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室成立之初,就寫出了《西藏各階層對我進軍態度之分析》、《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進軍康藏應該注意和準備的事項》、《英美帝國主義干涉西藏問題之趨向和我之對策》、《西藏財經問題研究提綱》、《進軍守則》、《藏人的風俗和禁忌》,還有《清廷對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這些方案和材料都經十八軍黨委上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引人注意的是《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該重要文獻全文共有八條,這份材料最后落款蓋章為:“十八軍政策研究室,1950年3月。”后來,落款為十八軍黨委,并上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一條。從對八條意見的認真研讀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無論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還是原西藏地方政權機構均應暫時保留。這一結論的得出,標志著“和平解放,暫維原狀”的思想初露端倪,使得我們黨在西藏和平解放問題上占據了主動、使得雙方的和平談判有了理論基礎。這八條意見,不僅成為后來西南局擬定“四條”、“十條”文本的重要內容,也是后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理論基礎。從此,這一思想貫穿了西南局和黨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始終,也構成了黨中央西藏工作決策的重要依據,更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擬定和平談判四項條件

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努力的還有當時的西北局。1950年5月1日青海省委提出和平談判六項條件(下稱“六條”)。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關于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向中央的請示中提出和平談判四項條件。5月17日,中央復西南局電中即指出:“西南局的四條較好,而青海省委的六條確有不夠策略的地方”。中央認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針下和軍事進攻的同時,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這里基本的問題是:“西藏方面必須驅逐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我們方面,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要概不變更,并一律加以保護。”這吸取了上文提到的十八軍政策研究室八條意見中提出的“保留原有的政府機構”、“改革是相當長時期才能達到的事情”,西南局四項條件提出的“西藏現行各種制度暫維原狀”、“西藏改革問題將來根據人民的意志協商解決”的看法。至于西藏的親英美官員和國民黨員,十八軍政策研究室和西北局均提作談判條件,西南局四條未將此內容作談判條件。中央則認為“只要他們不進行反抗,亦可不加追究,對國民黨特務分子的處置,也不要提作條件。”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十八軍政策研究室、西南局和西北局關于政治解決西藏問題的一些正確思想的承認和堅持,對部分策略性不強的意見和建議的擯棄,是作出一系列符合西藏和平解放實際的正確指示的基礎,更是毛澤東思想政策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突出表現。至此,西藏和平解放具體的理論基礎已然具備,西南局在這一過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進一步豐富了毛澤東思想。

3.起草并制定十項條件

盡管已有了和平談判的四項條件和六項條件,中央還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個作為談判基礎的若干條,報中央審查決定(從速)。”接到中央通知后,鄧小平同志親自起草并主持制定了十項條件。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將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十項條件電示中央,29日毛澤東便批復“除第八條應加‘西藏領導人員’數字外,均可同意。”并委托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同志起草復電。6月2日,西南局將這十項條件作為內部指示,發給了西藏工委、西南局。指示此十條“暫不宜在布告、傳單中全文公布,但這些原則可用口頭或文字向藏族各階層進行宣傳。”這表明:十項條件無論在政策層面,還是在執行層面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推崇,也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表現。

從這十項談判條件的具體內容來看,力圖解決以下主要問題: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的懷抱中來;西藏的各種現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包括達賴喇嘛的地位及職權,都維持原狀,不予變更;西藏的社會改革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袖人物采取協商的方式解決。因此,十項條件為西藏和平解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針政策,完整地奠定了西藏和平解放的理論和文本基礎。這充分體現出西南局和鄧小平同志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革命事業中,從西藏的實際狀況出發,模范的執行和發展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民族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西南局的創新性工作也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

以打促和的昌都戰役勝利結束后,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齊聚首都。1951年4月28日晚周恩來總理舉行招待會宴請西藏和談代表,周總理在宴會上指出:“這次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談判要以‘十條’為準,‘十條公約’規定的內容是作為談判的基礎。”這說明,雙方公認鄧小平親自起草并審定的十項條件作為談判的理論和文本基礎。從1951年4月29日到5月21日,雙方經過二十多天耐心、友好、反復地協商,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簽字儀式,圓滿地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共十七條。其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幾點:

一是實現中國大陸統一,規定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二是西藏地方同中央的關系以及有關的一些問題,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力;對于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中央依據西藏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農牧工商業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方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三是實現西藏民族內部的團結,主要是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兩方面的團結;并規定實行宗教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認真研讀《協議》全文不難發現,協議的精神實質和核心內容在十項條件中已全部體現出來,只是在完整性、全面性和表達的規范性方面進一步完善了。

(三)認真貫徹執行協議,完成進軍西藏任務

協議簽訂后,鄧小平同志又將注意力放在認真貫徹執行協議上。他在西南各界慶祝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簽字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將堅決地貫徹執行協議,加緊準備并動員西南全體人民支援入藏部隊,并嚴格教育進入西藏地區的部隊及一切工作人員,認真執行協議。他還在重慶專門召集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國華及擔負護送班禪由西北入藏任務的范明開會,確定中共西藏工委的名單。決定在西藏工委原有8名委員的基礎上,吸收西北調到西藏工作的范明、慕生忠和牙含章3人參加,張國華為書記,譚冠三和范明為副書記。西南局1951年5月31日上報中央這一組織安排,中央6月11日復電批準。這是在西藏形勢和工作發生根本轉變后一次帶方向性的重要會議。它不僅明確了進軍西藏的政治路線、方針任務和措施,還確定了組織路線,使以西南局為主體經營西藏的部隊和工作人員與從青海方向配屬西南進藏的同志有機地融為一體,以便于到拉薩后在西藏工委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保證協議得以具體執行。接著,鄧小平同劉伯承、賀龍聯合簽署《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號召進藏部隊從思想上、組織上和工作上完成進軍西藏偉大的歷史任務。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西南局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制定出從理論決策到工作實踐的一整套方針政策,見證了舊西藏轉變為新西藏的整個歷史過程,在西藏和平解放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建立了突出業績和不朽功勛。

科學認識毛澤東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認識到毛澤東同志個人在這一偉大歷史事件和進程中的杰出貢獻,又要看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特別是鄧小平同志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的不朽功勛,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及其科學體系,才能使毛澤東思想在西藏放射出璀璨、持久的理論光芒。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and the role

Wan Jin-peng

(CPC Party History Department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PC Party School, Lhasa ,Tibet  850000,China)

Keywords : Mao Zedong Thought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Deng xiaoping

Abstract: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s the correct use of Mao Zedong Thought glory in Tibet. Adhere t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Mao Zedong in Tibet, Mao Zedong thought must b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in the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Mao Zedong thought 

to map out a strategy, leading the global role, played the role of leader Mao Zedong's crucial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owever, Mao Zedong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to Deng Xiaop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uthwest Bureau rack one's brains, unremitting explorations, insist on,

 develops and enriches the Mao Zedong thought,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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